回想老宫女谈这些事的时候，多半是在1948年的冬天。那时正是雨雪凄厉、鸡鸣不已的关键时刻。傅作义的兵多半撤进城来了，解放军试炮的炮弹已经落到东单广场上。满街是兵。我的家也被波及到了。一个国民党军当官的闯进院来，说他的家眷要住我租来的闲房，因为孩子到外婆家去了，冬天有房空着。真是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清”。我的嘴皮子没有枪杆子硬，《诗经》上不是早就说过吗，“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”。据传说，鸠的粪有恶臭，拉在鹊巢里，鹊怕臭只好躲开罢了。我没处可躲，唯一的办法是紧闭窗门、蛰伏在屋子里。我的病明显恶化了，百无聊赖，就想起该请老宫女给讲讲太后去西安的事。

　　老宫女委婉地拒绝了。用她自己的话讲：“我自从13岁进宫，像鸟装进笼子一样，只要出了神武门，东西南北全不清楚，我怎么配讲老太后去西安的事。当时坐在蒲笼车里――蒲笼车是东北话，车帮上两边各有两个槽，把一丈多长的竹板子弄成弓形，放在槽里搭成架，用芦铺在架上，外形像罗锅桥桥洞似的棚。既可以遮阴避雨，平时又可通风。出逃的时候，我们下人坐的就是这种车。身底下铺的又少，浑身长满了痱子，衣服全臭了，头发根下成片的痱毒，坐一天车摇得骨头节全是酥的。反正我也想开了，什么也不问，车拉到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家，昏天黑地过了两个多月，我能说什么呀!”她像倒了核桃车似的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套。我说：“您仔细想想，分阶段地想，就会想起来的。譬如出逃以前，逃跑的早晨，第一天的路上，初次外宿，或者路上的特殊情况，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，都是谈话的好资料。只要是您看到的事，都可以说说。”她不言语了，半天仰起脸来说：“成本大套的我可不会说，只能说我知道的一星半点儿。”我说：“那就很可贵了。”于是她断断续续地给我谈了以下的这些事情。

　　珍妃死在西行前

　　珍妃死在西行前

　　“逃跑是在光绪二十六年，即庚子年七月二十一日(1900年8月15日)的早晨，也就是俗话说――闹义和团的那一年。”老宫女一边回忆，一边慢慢地说，“虽然这事已经过了40多年，大致我还能记得。

　　“我记得，头一天，那是七月二十日的下午，睡醒午觉的时候。――我相信记得很清楚。老太后在屋子里睡午觉，宫里静悄悄的，像往常一样，没有任何出逃的迹象。这天正巧是我当差。

　　“我还要絮叨几句。这一年是我第二次回到宫里来，太后对我格外开恩，所以我特别小心，不争宠，不拔尖，死心塌地伺候老太后。宫里变样了，春苓子、小翠已经离开宫了，老伙伴只剩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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