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评价一个人的能力，这个在科考制度出现以前，谁也没办法解释。

　　古代君王用人重德行重孝义，认为一个孝子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吏。汉朝时代的孝廉制度，其实很大程度也是在向各州各郡，招收有这资格的学子。

　　科举制度出现之后，对经义的理解占据了考试的很大幅度，初期甚至还有写诗作赋的设定，当然君主不是真正的白痴，至少还记得加入策论这个存在。

　　在独尊儒术的封建时代，或许懂得四书五经的人，在君主眼里才是最有德行的人才；或者，这是君主向儒家妥协的一个表现。既要愚民又要在愚人之中取材，除了妥协还能怎么样？

　　这年头距离战国时代还不算太远，百家争鸣的盛况也尚未就此泯灭。墨家、发家、纵横家的徒子徒孙依然偶然在历史的舞台中出现。哪怕是一般的官吏，就算是打着儒家士子的名头，实际上还是玩着外儒内法的把戏。

　　孔子尚未成为真正的圣人，孟子自然也还没有成为所谓的亚圣人。

　　要让这个会被玩完扭曲的世界，从儒家的束缚住解脱出来，刘铭自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。再则，他也不觉得单纯死记硬背那四书五经，就能够成为一个一等一的人才。

　　要知道明清时代，考出来的进士下放之后，基本上都不懂得如何治理郡县。于是请了一大堆的幕僚，幕僚不是政府编制，故而必须要他们自己出钱。本身他们就没多少俸禄，故而要治理郡县，就不得不贪污，于是从小贪变成大贪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若是师爷不尽心尽力，结果县令反而成为了一个傀儡，帮他们背黑锅。有些自诩清廉的官吏，治下被师爷贪污得民不聊生，结果骂名却是全部被那个所谓的清官给担上了。

　　再则，既然不懂得怎么治理郡县，那么索性也就不去治理，来个无为之治。清朝的官员，只求郡县太平便可，不会去考虑如何发展郡县的问题。一个郡县放在那里三百年，以前是什么样子，三百年后还是什么样子。

　　一旦遭遇天灾人祸，除了向中央求援，求赈灾以外，自己要做些什么都不清楚，结果耽误了最佳的处理时间，搞得百姓直接造反了。有清一代，造反从未中断过，有很大原因和这有关。

　　刘铭既然回到了这个时代，自然不会让这样的情况继续出现。

　　故而，考生们第一次接触到的科考，却是完全按照后世的标准出题。第一次或许放松一些，只为让广大的考生，对新的考试内容有一个认知，知道在下一次科考到来前，侧重学习哪个部分。

　　算数五道题目，基本上都出自《九章算术》；农学方面则列举了一些事关农业发展的问题，让考试根据自己的见识来回答；策论是探讨丝绸之路对华夏的影响；经义是探究如何理解‘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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